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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之鸿，贵州最早创办近代工业公司的实业家，兴办新式教育的教育家、出版家，贵阳文通书局创办人。字延厘，一字延宜。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贵州贵阳（今贵阳市）人。原籍江西临川，祖辈在清康熙年间行医来黔，遂定居遵义团溪。后改以贩运川盐为业，家资逐渐丰厚。同治初年，华之鸿父亲华联辉为避战乱迁居贵阳。华联辉，字柽坞，创办永隆裕盐号，又读书应试，中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光绪三年（1877年），经遵义人唐炯推荐，四川总督丁宝桢聘华联辉为四川盐法道总文案，参加四川盐政改革，推行“官运商销”新盐法，革除盐业种种弊端，获得成功，得清廷特旨以知府衔留于四川补用。光绪十一年（1885年）华联辉病逝。华之鸿子华问渠，名永源，以字行，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民国23年（1934年）3月华之鸿病故后，华问渠及其弟怀仁继承了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成义酒厂、鼎升恒盐号（原名永隆裕）及房产、田产，华问渠主要负责经营永丰纸厂、文通书局和鼎升恒裕盐号。民国37年（1948年），华问渠与钱子宁、沈骏声投资成立黔元纸厂，贵阳解放后被政府接收后改名贵阳纸厂。文通书局是华氏最大的产业，华之鸿在世时已颇具规模，员工多时达400人以上，从事印刷、推销省外图书、出版地方文献。华问渠继承父业后，文通书局在华问渠时代为其鼎盛时期。文通书局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建到1952年合并于贵州人民印刷公司，44年里，汇集人才，扶植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计盈亏，出版图书500余种，编辑《文讯》9卷55期，对中国文化事业贡献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问渠应邀参加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1952年，文通书局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华问渠也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商业厅副厅长和西南军政委员财经委委员会委员。1979年，华问渠因病逝世，享年85岁。华问渠在耄耋之年，撰写了《贵阳文通书局概况》《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贵州成义茅台酒（华茅）纪略》等文章，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华之鸿14岁时，华家已成为贵阳首富，他继承家业后，边经营盐业边读书，学业有成，获附贡生资格。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华之鸿出任仁怀厅儒学训导。到任之初，正逢当地官吏曲解法令，妄自增收米捐，激起民愤，百姓群起砸毁官府所设碍卡，厅丞为压制老百姓，抓捕正直的儒生曾宪恒，华之鸿出面力争无果，遂到府衙上告，厅承以此获罪，华之鸿遂得儒生们的敬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华之鸿因母亲去世辞职回到贵阳，亲自经营其父所创永隆裕盐号，几年内华家盐号遍及贵州城乡，资产达百万两，开始参与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旧的教育模式，培养新式人才。他参与创办贵阳府中学堂，并任副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州省谘议局成立筹备处，华之鸿兼任议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与唐尔镛创办贵州省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同年，与唐尔镛、于德楷等创办贵州正式出版较早的报纸《黔报》；这一年，华之鸿被推举为贵州商会会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办贵阳文通书局及其印刷厂。宣统元年（1909年），与唐尔镛、任可澄等发起组织预备会。辛亥革命后，出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民国元年（1912年）1月，任唐继尧任贵州都督的贵州军政府财政司司长。民国2年（1913年）贵州官钱局改组为贵州银行，华之鸿兼贵州银行总经理。民国3年（1914年）2月后，专任贵州银行总经理。民国20年（1931年）后，华之鸿不再过问诸事，将产业交其子华问渠经营，自己皈依佛教，闭门诵经。
华之鸿从政之外，热衷于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后又继承父业，经营茅台成义酒坊和永隆裕盐业，并创办文通书局和永丰抄纸厂，开贵州近代出版业、印刷业之先河。
同治元年（1862年），华联辉买下茅台镇别人家被烧毁的酒坊，找来有名的郑家酒师，重新建起了酒坊，试行酿制烧酒，酿出华联辉年届九旬祖母彭太夫人年轻时喝过的茅台烧酒，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酿酒生产。最初华家的酒仅供自用，或款待馈赠亲友。由于酒好，市场需求增大，求酒者接踵而至。于是华联辉即扩建酒坊，对外销售，并取名为“成义烧坊（酒坊）”，并增加产量，酒则根据酿制特点定名为“回沙茅酒”（人称华茅）。“成义酒坊”虽非华氏重要产业，但所产茅酒社会声誉极高。华之鸿经营酒坊时期中的民国4年（1915年），成义酒坊所酿烧酒与茅台镇的酒一起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成为驰名中外的名酒，华家酿制的“回沙茅酒”在博览会之后，其最高年产量达3万斤。华联辉去世后，华之鸿经营永隆裕盐号，由于心思细密，日夜操劳。数年后，下属盐号达数百家，一年的营业收入百余万。
华之鸿十分关注地方教育事业，在清末即参与创办贵州的新式学校。首先，他与唐尔镛、任可澄出巨资创办贵阳府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光绪三十二年更名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是贵州的第一所中学，后成为全省顶级规模的中学），华之鸿任副监督。后又与唐尔镛一起，创办贵州省优级师范选科学堂。他还捐资创办遵义中学堂、团溪两等小学堂，而该学堂的师资、设备、教学质量也达当时的一流水平。光绪三年（1877年），华之鸿在息烽捐款修建文阁，又名文昌阁，设高等小学于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在底寨创建两等小学堂一所，次年在文阁内建立二级小学堂，再次年又建立高等小学堂。他还参与创办的宪群法政学堂，为贵州培育专业人才。清廷曾以华之鸿捐助办学，深明大义，特授予学部郎中衔。华之鸿在创办文通书局后，感到贵州学校教材的缺乏，一开始就印制了大量的中小学教材，主要有《最新初等国文教科并教授法》《高等小学国文读本》《高等小学笔算教科》《中国地理讲义》《心理学》《伦理学》《中学辅导丛书》《大学丛书》《新闻学丛书》《教育丛书》《语文学丛书》《医学丛书》等数十种。
在创办新式学校和《黔报》后，根据当时贵州的真实的情况，华之鸿认为兴办印刷出版业是当时当务之急，也是贵州社会所急需。他看到遵义官书局为遵义中学堂印讲义，马上想到应兴办一所能应全省之需的印刷出版企业，成效定然很好。经遵义知府袁玉锡同意后，华之鸿聘请官书局职员田庆霖到贵阳筹办文通书局，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当年，田庆霖便带领2名学生赴日本购买铅印设备。并由书局代为文通书局在遵义招收70名员工，学习和培训排版、印刷、装订等项技术。不久，田庆霖由日本购回对开机4部，四开机2部，圆盘机4部，制纸型机1部，踩炉2部手，手摇炉5部，书边铅条刨床2部，切铅条刀1部，铸字铜模宋体、楷体全套，日、英文铜模全套，切纸切书刀及装订书脊、烫金、打孔、挂机等等，印刷厂址选在贵阳市中心附近的勇烈路。遵义所招70名员工调至贵阳，贵阳第一家现代化印刷厂初步建成，引进印刷设备33部，其中有日本、美国、丹麦、法国所生产的先进机器，还包括大型蒸汽动力机。华之鸿自任局主（即总经理），田庆霖任经理。文通书局印的第一部书是遵义学者郑珍所辑《播稚》，同时已能印刷古今书籍、报纸、杂志、票证、五彩挂图、商标、广告、名片、信笺等，其所印“黔币”，构图细致，印刷精美。此后，田庆霖再次赴日本购回石印大机1部，手播机石油引擎2部，轧墨机2部，同时聘请3名日本技工到贵阳教授技术，随田庆霖赴日本的杨国勋、郑子楠、邬静泉3名员工留在日本学习影印、雕刻等技术。文通书局创建之初，在局主、经理之下设救习，负责指导技术，教习下设铅印、石印两部。铅印部分铸字、排字、装订、影印、金属制版等工种；石印部分绘图、制版、石印机操作等工种。随义务的逐步扩大，文通书局向社会招收女青年学习装订技术，这是贵阳女青年进入近现代工业之始。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七大书局之一，贵阳文通书局从成立时间上看仅次于商务、正中，比中华、大东、世界、开明几大书局皆早。文通书局在长达40余年里，为贵州及西南一地的近代化乃至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华之鸿去世后，文通书局由华问渠经管，规模扩大，于民国30年（1941年）六月，成立总管理处，下设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邀请贵州籍学者马宗荣、谢六逸担任编辑所正副所长。又成立编审委员会，聘请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图书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心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地质学、建筑学、农林学、医药学、新闻学、中国文学、翻译、绘画等方面的著名学者、教授112人为编审委员，在国内和贵州的文化、教育书籍出版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创办由谢六逸任主编的《文讯》月刊，该刊是文通书局出版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学术刊物。继任主编有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一直到民国37年（1948年）12月停刊。民国32年（1943年），文通书局在重庆加人“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处”，承担印刷全国供应中小学教科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左右。在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战火频仍的艰苦环境中，文通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500多种，丛书、丛刊30余种，出版承印报纸和杂志28种，编辑出版大型综合性刊物《文讯》月刊9卷55期49册（参见何长风《贵阳文通书局》）。据史家统计，文通书局在发展现代出版业和造纸业中，共耗资白银80余万两，相当于同期贵州全省财政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文通书局体现出站在贵州，放眼全国，领先时代的高起点。文通书局出现在百年前封闭落后之贵州，能与全国最大书局比肩这是近现代中国出版史与工业史上的一大奇迹。张萧梅《贵州经济》一书指出：文通书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
文通书局初期用纸主要是靠向外省购买，因社会动乱、交通不便往往缓不济急。华之鸿看到贵州造纸原料丰富，先是尝试在黔西、修文办小型纸厂，派人到有悠久造纸历史的四川夹江县学习造纸技术，生产出“西山”“天灵”两种质量较好的纸张，但精致的印件用纸仍依赖向省外采购，华之鸿决意在贵阳建立机制纸厂，厂址在南郊下团坡，取名永丰抄纸厂。民国4年（1915年），华之鸿集白银5万两，派田庆霖押送到上海再汇至日本购买造纸设备，因怕途中不安全，请求省长兼督军刘显世派兵护送，刘显世满口答应，但驮银马队刚走出文通书局就被士兵赶进省政府院内，刘显世宣布为省政府借用，仅几分钟办厂巨资就被军阀霸占。悲愤而又无奈的华之鸿只好再筹巨资，由田庆霖率十余名员工带往日本购买造纸设备。田庆霖在日本向东京王子机器造纸公司购得双烘缸长网造纸机一台，5x5卧式蒸煮球锅二台、打浆机二台、漂浆机二台、切纸机一台、大功率蒸汽引擎1台、卧式锅炉2台、铁质烟囱数十米、大型抽水机2台、大小各种各样不同型号水管千余米，还有用于维修的车床、刨床等。当时贵州无铁路、公路，所购设备从日本运至上海，溯长江而上，在湘西洪江起岸，用人力抬到贵阳。经过四年的艰辛和周折，贵州第一家现代化造纸企业，永丰抄纸厂终于在民国8年（1919年）投产。由日本聘请的5名技师作技术指导，派往日本学习的10余名员工为生产骨干，全厂员工200多人，生产出超贡、超光、庆霖、混同等各种厚薄型优质纸张。每月生产40磅印刷纸，月产量达3000令。永丰抄纸厂在当时全国造纸业中，厂房设备、生产出的各种纸张，也在先进行列内。为保障造纸原料供应，华之鸿在贵阳西郊买下大片山地（即后所俗称的华家山），建立自力农场，大量种植松、杉、桦、构皮等树，还从日本引进富于纤维的山桠树，做造纸的原料储备。永丰抄纸厂正持续不断的发展完善之际，时任贵州省省长周西成提出购买永丰厂的要求。民国17年（1928年）8月16日，以周西成和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为一方，代表省长公署与华之鸿签订《贵州省长公署收买永丰抄纸厂合同》，永丰厂全部财产作价50万元，按合同约定先付10万元，余款自民国16年（1927年）元月起每月付1万元。由卢焘、平刚、陈稚苏、张彭年等49名地位、名望较高的官绅为凭中人（见证人）。周西成在永丰抄纸厂的基础上开办电灯厂、兵工厂、造币厂、弹药厂、造纸厂。造纸厂厂长由华之鸿之子华问渠担任。因原永丰厂的蒸汽动力大部供应兵工厂，造纸厂产量锐减。民国18年（1929年），周西成在军阀混战中阵亡，毛光翔继任贵州省省长，华之鸿鉴于省政府未付清购厂款，要求毛光翔交还永丰纸厂，毛光翔不得不归还部分产权。次年夏天，永丰纸厂失火，损失惨重，华之鸿派人到上海聘请机械师修复机器，重建厂房，但因时局混乱生产已异常进行，只是勉强维持。华之鸿去世一年后永丰纸厂才全部收回。（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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