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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华东经济中心上海解放。这座昔日的十里洋场、东方明珠,如今却受战争影响而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工业处于半瘫痪状态,生活物资奇缺无比,储存的煤炭只够烧7天。此外,城市中还有残存并隐藏起来的国军士兵、特务、土匪流氓等势力两万余人,可谓是盘根错节。
另一边的老蒋虽然对我军攻占上海的效率感到意外,但他却坚信有美国人的撑腰和上海“地头蛇”们的捣乱,我方最终免不了要闹出笑话。毕竟,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形势也的确如此,能否平稳地接管上海,将成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政治天平。为此,毛主席亲自点将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为上海首任市长。
而陈老总也的确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和期望,短短两年时间,上海便重新恢复了昔日的荣光,经济也实现了翻番目标。连老蒋也不得不对宋美龄感慨一句:这个人太厉害……
1949年5月12日,第三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对上海外围发起攻击。当时的上海共集结了国军海陆空部队25万人,钢筋水泥碉堡也是不计其数。
正因如此,守将汤恩伯才有底气公然宣称上海是“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不过,仅仅过了半个月时间,我军就于5月27日解放上海,歼灭国军主力15.3万余人。
这场被陈毅本人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战役,既消灭了敌人主力,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城市基本设施的完备,迈出了顺利接管这座大都市的第一步。
随后,10万战士正式进驻上海。累了就在城市大街小巷上就地休息,饿了就掏出自带的干粮咸菜充饥,总之就是一个原则:遵守不进一房一户、不拿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
荣氏企业的当家人、上海民族工商业代表荣毅仁在看到这一幕以后,当场发出了感慨:
陈毅诚意满满地向上海人民宣示我党建设上海的决心,加上让老百姓安全感十足的正义之师,很快便争取到民心。有了民心,下一步就在于怎么样才能解决历史遗留的社会治安问题了。
陈毅清楚,上海滩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繁华背后,是娼盗泛滥、帮派林立等一系列难以掩饰的根源问题。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靠毒品生意起家的“上海滩三大亨”。
这些当年盛极一时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边与老蒋一派的人有着利益交媾,一边又同租界势力有所牵扯,在上海滩只手遮天数十载。此外,压榨百姓、贩卖烟土、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的他们还把手伸到了各行各业来试图洗白自己。
虽说张啸林抗战时期就一命呜呼,杜月笙在解放前夕眼见形势不妙败走香港,黄金荣因年迈抑留上海,但青帮势力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早在我军进入上海的当夜,陈毅便委托著名学者杜宣前往黄金荣处进行交涉。两个本就没什么交情的人,自然也没必要客套寒暄,杜宣先礼后兵,当即就给他提了两个要求:
一是服从管教,合法产业继续干,不合法的不准再干;二是约束好手下的门徒,不许惹事,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能既往不咎。
一听没有处理自己,长舒一口气的黄金荣连连保证一定做到,不久后又主动写了一封自白书刊登见报,自己也老老实实的跑到黄金大戏院门口拿着起扫帚扫地。
很快,在陈毅的“恩威并施”下,超过2000名从轻发落、接受改造和十恶不赦、严惩不贷的犯罪分子得到判处。解决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接下来就是铲除“黄赌毒”的痼疾了。
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滩有20多家制毒工厂,记录在册的吸毒人员超10万人;妓院2000多家,登记在册的和未登记在册的暗娼有4万多人。而他们的背后,又都是各式各样的黑帮势力笼罩。
如今黑帮的问题解决了,毒和娼也该连根拔起了。在宣传毒品危害性和斩断毒品流通渠道“双管齐下”后,短短两年时间就抓获了1万多名毒贩并收缴不计其数的,毒品交易市场得以遏制。
至于赌场和妓院,迅速出击,直接进行查封,让赌徒和娼女们接受教育改造。同时,陈毅还坚持让医疗部门为他们治病,引导他们学习谋生技能。
一边处理着这些社会痼疾,一边制定新的社会秩序,让各行各业都创建了工会,让人民真正参与到各项规章条例的制定中来,这样的一个过程看似简单,却也足够复杂。
1948年秋,小蒋曾携带老蒋的“尚方宝剑”来到上海打虎,借此督导金圆券的发行,只不过后来打到孔令侃的头上而被老蒋匆匆叫停,金圆券也由此彻底崩溃。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新政权若不能获取民众信任,人民币贬值也未可知。更何况,当时的上海民众习惯于将手中金圆券换成人民币,再将人民币去黑市换成银元或生活必需物资。
人民币刚流入上海时,一块银元100元,6月3号涨到了720元,而到了6月7号就涨到了肉眼可见的1800元。不仅贬值速度如此明显,批发的物价在短短13天内涨了2.75倍,大米棉纱等物资也跟着涨了2倍。
一个是我党最早主持经贸、物资和财源的干部,长征时期就负责征粮和后勤工作。同时也是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和华润公司首任董事长。
另一个表面上是国军少将参议,与陈果夫、孙科等人交往密切,生意遍布上海、重庆、天津等各大城市,但另一层身份却是我党早期的“钱袋子”和红色资本家。
当年6月7日的华东局会议上,陈毅决定采用市场和行政的双重手法,宣布正式打响上海的银元之战和“两白一黑”战争。
3天后,上海公安局1个营的兵力包围了银元交易所的大本营——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并对楼内的2100人进行两天一夜的盘问审查。
这场行动最终拘留了238位银元投机者,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近4万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和高达3500万元的各种囤积商品。短短几日,银元价格回落,粮米油等价格也跌去了一成多。
此外,中国银行开始收兑银元,并严禁银元继续在市场上流通,进一步堵死货币投机者的不法之路,使得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并不甘心的投机者们,又开始盯上了大米、纱布和煤炭“两白一黑”的物资,企图借此扰乱整个上海的经济市场。从1949年10月到11月下旬,棉纱棉布的价格涨了3倍以上。
为稳定全上海的物价,卢绪章和钱之光等人也开始了同囤积居奇的商贩们斗法之路。
从当年11月20日起,上海、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国营公司开始出售面纱,投机者们眼见有面纱抛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通通吃进。而国营公司抛售的同时又在逐步调高价格,不免让投机商人们生出一种对方在涨价套利的想法。
即便如此,根据以往这些生活物资往往一天之内能涨多次的经验,投机商们依旧不惜以贷款方式疯狂买入。
殊不知,这正是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与陈毅共同定下的妙计。投机者手里的资金全部骗了出来,有些甚至还给自己上了绞索,总体物价水平也已是7月底的2.2倍,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最后收网的时刻也即将到来了。
11月25日这天,是无数投机者们最为绝望的一天。全国各大城市开始抛售低价纱布并源源不断的调运纱布拉近各大城市,压倒性的物资力量使得投机商们纷纷开始“割肉抛售”,最终赔的血本无归。
而这还远没结束,我方又趁热打铁推出了三项举措:一是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二是私营工厂不得关门,且照常发放工人工资;三是征税且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即罚应缴税额的3%。
随后,部分投机商依旧不死心,还想在米价上继续翻盘,结果被陈云和陈毅复刻棉纱的路数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投机阶层被彻底消灭,上海与全国的物价也趋于稳定,以至于毛主席称这个胜利的意义“不下于一次淮海战役”。
就这样,陈毅仅仅用了两年时间,社会痼疾连根拔起,经济战大获全胜,人民币站稳脚跟,物价平稳。至1951年,上海全年GDP是1949年的1.5倍,到了1953年,这一个数字达到解放前的2.5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曾这样评价上海的这次“经济战”:
上海经济稳定恢复的两年间,老蒋都在忙什么呢?毫无疑问,除了进行与前者相对立的破坏活动外,就是继续自己的“拿手戏”——暗杀。
从1949年5月底解放上海至7月份,国军出动飞机轰炸27次,制造各类敌对破坏活动高达903起。转过年来的1-2月间,蒋军飞机对上海的轰炸频次和力度再次升级,致使军民伤亡2000余人,毁坏房屋3000多间。
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公安部门先后侦破敌特案件3000多起,查处敌特及犯罪分子1万多人,清扫地雷2.5万枚,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此外,陈毅还集结了各方人才,争分夺秒的修复电机、锅炉等设施,争取将生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首次行动是由国军“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带领28名特务,分批次从舟山潜入上海,但没过多久就被上海公安侦察破获。
不甘失败的老蒋,又派出了第二批暗杀力量,为首的是因一身轻功而被称为“山猿”的朱山猿。他们不仅携带枪械,还有炸药雷管、手榴弹和剧毒氰化物。结果刚到上海没多久就被抓获并枪决了。
恼羞成怒的老蒋,最后又亲点曾担任过陈毅警卫员、如今的保密局王牌特工刘全德他前往上海刺杀陈毅。有意思的是,刚到上海一个星期,刘全德和其他19名特务就被上海公安抓获。
老蒋的阴谋一次次被挫败,但他却怎么都想不明白,上海在他手中几十载都解决不了的黑、黄、赌、毒和投机者的囤积居奇,陈毅却可以在短短两年间就能将痼疾连根拔起,并顺利推行了人民币。
说到底,根源还是腐败二字,尤其是“最负盛名”的四大家族和他们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无不将摇摇欲坠的集团推向罪恶的深渊……
当然,老蒋对上海的罪过还远不止此。上海解放前,他还特地指示上海特务首脑毛森来了一波大清洗。从5月10日起,毛森在他的指示下,大肆屠戮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达400多名,这其中,就包括民主人士、未来的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之子黄竞武。
不远处是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而这些英雄们却在黎明到来之际面带微笑的牺牲在了蒋家王朝的屠刀之下。
记得在电影《陈毅市长》的开篇有这么一句话:“试看今日之上海,竟是谁家天下?”